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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九章 农业税条例逐条背


第三十九章农业税条例逐条背
  陆浩明研究政策文件的时候,发现了一个让他困惑的问题。
  他在整理平川镇历年财政收支报表时,看到了一组奇怪的数据:2005年之前,镇里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,每年大约有一百二十万左右。2005年之后,这两项收入突然归零了,但转移支付并没有完全补上缺口,每年只有八十万左右。四十万的窟窿,一直存在到现在。
  他问王德厚:“为什么转移支付不能完全覆盖农业税取消后的缺口?”
  王德厚说:“因为转移支付是按基数算的。取消农业税的时候,以2003年的实际征收数为基数,中央和省里全额补助。但我们镇2003年收农业税的时候,有些村子因为受灾减了免,实际征收数比正常年份少。所以基数低,补助也就低。”
  “也就是说,平川镇因为当年的减免政策,反而在转移支付上吃了亏?”
  “可以这么说。”王德厚点了一根烟,“但这事过去快二十年了,没人提了。”
  陆浩明觉得不对劲。他想搞清楚农业税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不是从课本上,而是从法律条文上。
  他让王德厚帮忙找《农业税条例》的原文。王德厚在资料室翻了一天,从一堆旧文件中找出了一份泛黄的复印件,封面已经磨损,字迹有些模糊。那是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》,上面盖着“平川镇人民政府”的旧公章。
  陆浩明接过这份复印件,像接过一件文物。纸张发黄发脆,轻轻一碰就掉渣。他用透明胶带把裂缝粘好,小心翼翼地翻看。
  条例不长,加上附件,一共三十几条。但每一条都用文言和白话夹杂的表述写成,有些句子读起来很拗口。他读第一遍的时候,很多地方不理解。读第二遍的时候,开始有些眉目。读第三遍的时候,他拿出了笔记本,开始逐条抄写。
  第一条:“农业税的征收范围包括粮食作物、经济作物、园艺作物的收入,以及农业特产收入。”他在旁边注了一行字:“范围很宽,几乎覆盖所有农业产出。”
  第二条:“农业税的计税依据为土地的常年产量。”他又注:“不是实际产量,是常年产量。这意味着即使当年歉收,税负不变。”
  第三条:“农业税税率为常年产量的百分之十五点五。”他算了一下,以平川镇的水田为例,常年产量每亩四百公斤,百分之十五点五就是六十二公斤。按照当时的粮价,每亩要交六七十块钱。加上村提留、乡统筹、教育附加费等各种名目的收费,一户农民一年要交好几百块。
  他越看越觉得,当年的农民负担比他想象的还要重。
  他继续往下抄。第四条到第十条是关于减免的,列出了七种可以减免农业税的情形,包括自然灾害、社会优抚、贫困救助等。他在第七条上画了线:“因生活困难或者遭受自然灾害,不能按照规定期限缴纳农业税的,经县人民委员会批准,可以减征或者免征。”
  “也就是说,平川镇当年的减免是有法律依据的。”他自言自语。
  第十一条到第二十条是关于征收管理的。他注意到第十五条:“农业税以征收粮食为主,也可以折征现金。”他在旁边注:“实物税,农民直接交粮食。”
  第二十一条到第三十条是关于法律责任的。第二十五条让他心里一紧:“逾期不缴纳农业税的,由乡人民委员会催缴;催缴仍不缴纳的,由县人民委员会强制执行。”他没有注,只是在下面画了一条重重的横线。
  最后几条是附则,其中一条说:“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”公布日期是1958年6月3日。
  他把条例抄完,又看了一遍自己的注释,觉得还不够。他需要知道这个条例后来是怎么修改的,是怎么执行的,是怎么被取消的。
  他又去资料室找后续的文件。他找到了1994年的《国务院关于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规定》,找到了2000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相关文件,找到了2003年《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》,找到了2005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关于废止《农业税条例》的决定。
  他把这些文件按照时间顺序排列,理出了一条清晰的脉络:1958年条例颁布,农民依法纳税;1994年开征农业特产税,负担加重;2000年开始试点税费改革,逐步降低税率;2005年全面取消农业税,两千多年的“皇粮国税”成为历史。
  但这条脉络的终点,是平川镇每年四十万的财政缺口。
  陆浩明把农业税条例从头到尾背了下来。不是刻意背,是抄了太多遍,自然而然就记住了。他在食堂吃饭的时候,脑子里会冒出“农业税率为常年产量的百分之十五点五”。他骑摩托车下村的时候,会想起“逾期不缴纳的,由县人民委员会强制执行”。他晚上躺在床上,会默念那些条款,一条一条地过,像念经一样。
  陈师傅有一次看到他边吃馒头边嘴里念念有词,问他:“小陆,你念叨啥呢?”
  “农业税条例。”
  “农业税?不是取消了吗?”
  “取消了。但影响还在。”
  陈师傅摇了摇头,没再问了。
  陆浩明把农业税条例和后续的政策文件结合起来,写了一份《关于农业税取消对平川镇财政影响的调查报告》。他在报告里详细梳理了农业税的历史演变,分析了平川镇转移支付基数的形成过程,计算了历年财政缺口的累计规模,最后提出了一个建议:请求县里重新核定平川镇的转移支付基数,参照正常年份的农业税实际征收数,而不是受灾年份的减免数。
  写完报告,他没有急着给孙德明看。他先给刘世安教授发了一份,请刘教授提意见。
  刘教授很快回复了。他在邮件里说:“你的分析很扎实,建议也有道理。但你要知道,转移支付基数的调整涉及全省甚至全国的平衡,不是县里能决定的。你这个报告,可以作为内部参考,但不要抱太大希望。”
  “不过,我欣赏你的钻研精神。基层干部能把二十年前的法律条文翻出来研究,你是第一个。”
  陆浩明把刘教授的邮件看了两遍。他把报告放进了抽屉,没有拿给孙德明。不是因为怕碰钉子,而是他觉得刘教授说得对——这个报告的现实意义不大。但他没有白写。在写报告的过程中,他把农业税条例彻底弄懂了,把税费改革的逻辑理清了,把平川镇财政困境的根源找到了。这些知识,以后一定用得上。
  那天晚上,他坐在宿舍里,把农业税条例的复印件小心地夹进文件夹,放在书桌上。他又看了一遍自己抄在笔记本上的条文,确认没有遗漏,然后合上笔记本。
  窗外,风很大,吹得窗框哐哐响。他站起来,走到窗前,看着外面的黑夜。远处的山黑黢黢的,像一头沉睡的巨兽。他想,二十年前,平川镇的农民在这片土地上种田、交粮、纳税。二十年后,他们的儿子、孙子,在这片土地上打工、留守、等待。历史没有走远,它就在脚下,在那些发黄的文件里,在那些被遗忘的条款中。
  他转过身,关掉台灯,躺到床上。
  农业税条例的条文在他脑子里转——“第十五条,农业税以征收粮食为主,也可以折征现金。”他默念着这一条,慢慢闭上了眼睛。
  (第三十九章完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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